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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分pk10官网:「移風易俗,莫善於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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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康有

孔子以詩書禮樂教,弟子三千,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」。作為偉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,孔子教育思想中關於「樂」教的思想,對我們新時代滿足「美好生活需要」不無啟迪之處。

《論語》中載,子路等四位高徒「侍坐」之際,孔子讓他們各言其志。其中最後言志的曾皙,「鼓瑟希,鏗爾,舍瑟而作」,說出自己不同於其他三位弟子的想法:「莫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風乎舞雩,詠而歸。」看起來,曾皙的志向不像其他弟子從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着手,治理一個國家、一個地區的想法那麼高大、那麼「有為」,只是自己生活上一種精神享受的意境:游泳、唱歌、盡興玩樂——這種高度藝術化生活所反映出來的恬靜和滿足感,實質乃社會安詳、人民自得的生活寫照,乃國家長期穩定、經濟繁榮、天下太平特別是社會高度精神文明孕育的結果。從軍事、政治、經濟等宏大治理活動轉化為文明化育,似春風化雨,進入一個更高級的時期;在這一時期,各種宏大「敘事」,大多浸染上以文化人的色彩。

「樂」之教化即屬「文教」重要組成部分。《孔子家語》載,孔子至周,通過問禮訪樂等活動,乃「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」,說明「樂」為社會治理反映的一個重要方面。制禮作樂,標配着天下和國家秩序,不是靈機一動、隨便創製的,所謂「天下有道,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」,集中到最高層由之統一發出、頒佈。

同樣,「樂」也是人民情感生活的調節。儒家認為,人本身有喜悅和悲傷等情緒活動,審慎地制定準則來進行節制非常必要,比如可以用歌舞等手段來表達人心中歡樂的需求。協和五聲,以平和人心,成就政事。也就是說,給人們提供「美感」的藝術工作者,需要與時代共舞,把握時代脈搏,創新升華至藝術之美,然後再反哺社會,才能發揮出有益於社會發展的正能量。所謂「事不成,則禮樂不興」,作「樂」是在功業成就、圓滿后的追述與比興,增強了韻味和形象的化育感染力。

「移風易俗,莫善於樂」。「樂」之影響深入人心,無形中對社會風氣的轉移、引導功效甚為顯著。子在齊聞《韶》,三月不知肉味,並說「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」,想不到《韶》樂的美達到了這樣迷人的地步。我們看到,孔子把「樂成」往往作為個人修養也好、社會治理也好的最高成就——一種所謂美在內心、美在實質的充溢、貫穿:「興于《詩》,立於禮,成於樂」;一個完善人格的養成,最終亦要「文之於禮樂」來完成。在揚棄異化的條件下,正如馬克思指出的,生產勞動「變成一種快樂」和「自主活動」,物質和精神成為每個人的「自我享受」,理想社會顯然離不開對人的感覺器官社會化的美的培育。禮樂文化向來是作為傳統中國治理的重要內容。其中的「樂」反映的美育思想,並非我們今日一些人追求的「為藝術而藝術」之純粹,而暗合當代倡導的「人民需要藝術」「藝術需要人民」這樣一種互為互需的藝術觀。

對於「樂」之創製,儒家向來主張以「中和」為原則。孔子為什麼把《關雎》放在詩經第一篇呢?《論語·八佾》給出了答案:「《關雎》樂而不淫,哀而不傷。」為何要「放鄭聲」呢?因為其「淫」,過度了即傷和傷生,對正能量的「樂」是一種擾亂,「亂雅樂」。

現在有人把藝術僅僅定位為滿足娛樂消費,過分強調藝術的娛樂性,顯然這是有危害性的。這樣看來,並非所有打着藝術旗號的都能呈現給人們以美感,「淫」樂同樣需要剪除,才能使「雅樂」更好生長;否則,葬送的不只是藝術之美,最後顛覆的可能是美好生活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,要「用高尚的文藝引領社會風尚」,「不讓廉價的笑聲、無底線的娛樂、無節操的垃圾淹沒我們的生活」。做到這一點,藝術作品不僅要「盡美」,還要「盡善」;美同善相比,善更根本,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這一觀點對後世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。

(作者為國防大學教授、中國實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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